“以我个人的经历看，无论是作为无党派人士还是农工党党员，只要提的意见建议有循证的基础，被采纳率就很高。”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如是表示。
他说，“我们议政建言不是凭空来说的，而是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我们提的意见建议都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的。”
翻开陈竺的履历，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身份”都有着时代烙印和特殊意义：上世纪70年代，他是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改革开放后赴法国深造，后成为世界知名血液学专家和多个国家的院士；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卫生部部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2012年12月，陈竺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发展至今，已成为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陈竺详细举出案例，介绍了农工党是如何发挥界别特色参政议政，并分享了他个人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考。
“你还会觉得民主党派是‘花瓶’吗”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问题有点尖锐，有人说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花瓶”，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陈竺：我曾经向国外的朋友介绍，中国的民主有两种主要的实现路径：一个是选举民主，一个是协商民主。其中，协商民主中排第一位的就是政党协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
中国式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既保证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的领导，又发挥了各方智慧和积极性，且不会有政党间互相倾轧。有人不理解，比如有外媒记者就曾问，你们参政党为什么不想做执政党？有一位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回答得很好。他说：民国初年，中国已经作了多党制、议会制的各种尝试，曾经也想学习西方道路，但是走不通。我们从农工党87年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历史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对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作了深刻阐述，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多党合作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新局面。
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你问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以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有着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襟和闻过则喜、从谏如流的气度，只要提的意见建议有循证的基础，被采纳率就很高。我们的政党协商不仅体现在决策后实施过程中的完善，更体现在决策前和决策中。这一做法已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会讲坦率的意见，提真诚的建议，也许有个别不当之处，但建言献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之梦。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举一些你提出建议被采纳的例子？
陈竺：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2010年初，当时我在卫生部工作，还是无党派人士。我们对中国农村高发的大病作了调研和卫生经济学的测算。在此基础上，我向时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建议到“十二五”末将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300元，同时建立大病保障机制，逐步提高一些疗效确切、费用可控、社会影响大的重大疾病的保障水平，以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这个建议得到了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和采纳。当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开展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2013年新农合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就提高到280元，比2010年的120元翻了一番还多，加上个人缴费部分，人均筹资水平达到300多元，20种大病保障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第二个是2013年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发生持续大规模雾霾污染事件，影响近6亿人口。当时，我已经到农工党中央工作。我们当即就组织农工党医药卫生和生态环境领域的党员进行研究，发现心血管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就诊情况与雾霾存在正相关关系。为了拿出扎实的报告，我们召集了党内外专家，有卫生部、环保部、中国气象局等政府部门的同志，也有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大家春节都不休息，采集信息，认真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积极应对区域灰霾污染的建议，核心要素就是要认识雾霾对于健康的严重危害，所以需要加强源头治理，加强联防联控，加强京津冀等重点地区的防控，动员全社会力量一起参与。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分别作出批示，为同年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些支撑。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事实上，只要是经过充分的调研和科学的论证，对国家大局有利，意见和建议就会及时被中共中央采纳。了解了这些，你还会觉得民主党派是“花瓶”吗？
界别特色：从政治、军事到医药、生态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农工党有怎样的特色？
陈竺：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早期的成员都是一些爱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比如，我们的建党领袖邓演达烈士，曾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也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农工党第二任领导人黄琪翔，不仅是北伐名将，抗战时期还担任过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农工党早期领导人还有章伯钧这样的政治家。
又比如彭泽民，他是国民党左派元老，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是一位医德高尚的中医大家。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职能发生转变，农工党的前辈们围绕国家中心任务，对联系界别进行了思考，把医药卫生作为主要联系的界别。
进入新世纪，农工党的界别又拓展到环境保护和人口资源领域。截至2016年6月底，全党党员总数约15万人，其中医药卫生界占56.7%，人口资源、生态环境领域占1.9%，其他领域占41.4%。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农工党的结构一直在不断优化。
《瞭望东方周刊》：基于这样的界别优势，农工党近年来开展了哪些大调研？
陈竺：2012年底以来，我们根据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结合农工党联系界别的特点，提出了健康中国、美丽中国两条工作主线：一方面，为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服务，努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健康中国”的促进者；另一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努力加强环境保护，做“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应该说，“健康中国”是我毕生的追求。去年，中央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规划也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美丽中国”实际上和“健康中国”息息相关，因为健康的三大基本要素是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和安全的食品。
2013年，我们开展了主题为“动员社会力量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有效拉动内需、保障民生”的大考察，提出了《关于动员社会力量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建议》，得到李克强总理的高度重视。总理认为建议很有针对性，要求在研究制订相关指导意见时统筹考虑。我们所提出的增加供给、在保障基本的基础上促进非基本医疗服务发展的理念，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推动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等具体建议，在同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得到体现。
2014年，我们围绕卫生立法问题开展了大考察，提出了《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基本原则和重点内容的有关建议》，得到张德江委员长的批示，对加快卫生立法进程和医保管理体制改革发挥了一些作用。目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正直接牵头组织《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工作，有望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出台。
连续两年关注医药卫生领域之后，2015年，我们又把注意力放在生态环境上，围绕“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利用”开展了大考察，形成了《关于加强涉水体制机制改革，确保我国水安全的建议》。相关建议在俞正声主席主持召开的调研协商座谈会上，得到与会部委的高度重视。专报得到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其中一些建议正在转化为水资源治理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
发挥医保的核心杠杆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被称为世界难题。不仅是中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都在探索解决之道。何为“三医”，又如何“联动”？
陈竺：“三医”指的是医疗、医保、医药。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实行“三医联动”的改革方向。医保对医疗医药资源合理配置和科学使用具有核心杠杆作用，而部门分权分治是导致我国医改成效与群众获得感仍有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医改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抓住医保这个牛鼻子；二是强化政府部门间改革的联动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在2016年全国两会的政协提案中，农工党有一个关于“三医联动”的重点提案。
陈竺：是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福建省三明市将涉及医改的有关医保、医药、医疗等政府职能部门集中由市医改领导小组指挥，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成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实现了“三保合一”，极为有效地推动了公立医院改革。
有了医保中心，三明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品均由医保中心负责采购和费用结算，切断了医院与供应商之间的资金往来，医院只管“点菜”，不管“埋单”。另一方面，通过医保中心实施重点药品监控，规范医疗行为，抑制过度医疗，把大处方、大检查中的滋补类所谓“万能神药”和一些不必要的耗材挤出去了，省下的钱用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补偿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
几年改革下来，三明市医保基金由2011年亏损2.08亿元，扭转为2015年盈余1.6亿元。公立医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不足30%，医疗服务性收入则超过60%。初步实现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的“三回归”，取得了群众看病负担明显减轻、医院收入结构日趋合理、医务人员待遇大幅提高、基本医保基金良性运行的多方共赢局面。
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的大调研开展得怎样，是否看到更多地方有值得推广的探索？
陈竺：2016年农工党大考察的主题是“通过‘三医联动’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从调研情况看，“三医联动”已成为各方共识，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我们在调研中欣喜地看到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比如安徽，全省26个县实现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的两保合一，完成了180余种常见病的病种付费改革。大病保险全覆盖，大病保障实际补偿水平接近80%，超大额患者实际补偿水平接近90%，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健康支撑。
事实上，每种大病的有效治疗费用不一样，比如常见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大约2万～3万元就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标准危险型儿童白血病全部疗程约需要10万元，乳腺癌早期需要3万～5万元……每个病种不同的阶段和分型，治疗手段和花费都不一样。这就不仅需要精准诊断、精准治疗，还要精细管理。资源配置也要精准。每一个疾病的微观控制住了，宏观的医疗费用就能控制住。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安徽，还有哪些地方有值得推广的做法？
陈竺：在上海，我们看到家庭医生签约模式有效管控了慢病。上海从2011年开始试点家庭医生制度，实行一个社区家庭医生、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的签约模式，优先向60岁以上老人和慢病居民签约。目前，家庭医生制度已覆盖上海所有社区。家庭医生既“管健康”又“管费用”，实行家庭医生初诊制和转诊制，有效管控了签约的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
慢病防控重点在基层，而基层短板是人才匮乏。上海的家庭医生签约模式使这个难题破解有望。
《瞭望东方周刊》：家庭医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北京，一个优秀的家庭医生年薪只有8万元，与三甲医院医生相差较大。这样的收入显然不利于家庭医生队伍的发展。上海的全科医生薪酬是多少？
陈竺：上海财政对家庭医生给予了很大支持，使他们的薪酬达到15万元左右，但这项投入占当地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并不大，产出效益却很不错。现在上海的人均期望寿命已达83.13岁。
可喜的是，最近了解到三明的经验已在福建全省和其他一些省份推开，而上海全科医生家庭签约服务方面的做法也在不少城市仿效。可以预见，三明的医改、安徽的按病种付费、上海的家庭医生签约等集成为“政策包”，并进一步上升为制度规范，各地结合实际借鉴推进，中国医改的前景非常光明。
实施同心全科医生特岗人才计划
《瞭望东方周刊》：人才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短板。补齐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短板，农工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陈竺：建立一支高水平、值得信赖的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对于保障农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到2020年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农村医疗卫生队伍还不能充分起到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很多农民还不太相信基层的医生，大病小病都要到大医院去。
我们正在贵州毕节大方县进行相关试验。农工党自1994年起对口支援大方县，2010年开始实施“同心助医工程”，效果不错。2013年，我到大方县看到，当地的硬件已经不错了，就提出要更加重视软件方面，比如人才和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在大方县具体怎么做的？效果如何？
陈竺：近年来，有关部门设立了“特岗全科医生计划”，给每个基层全科医生一年薪酬3万元。我们调研的情况，要吸引本科以上医学生下基层，这个力度仍然不够。为此，农工党中央发起实施了“同心全科医生特岗人才计划”，与地方党委、政府对大方县新招聘的本科以上学历、在乡镇工作的全科医生，除一般性收入外，再给予3万到5万元的津贴补助。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计划回答一些问题：要达到怎样的薪酬水平才能把水平较高的医生留在基层并发挥作用？如何帮助他们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如何在全社会增强对全科医学的重视度？
我曾在遵义医学院与应届毕业生进行座谈。他们告诉我，待遇很重要，但更看重业务水平发展与社会认可。所以我们倡议遵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建立全科医学系、全科医学科，通过导师制对到大方县工作的这些医学生进行辅导，还邀请北京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的专家一起做他们的导师。目前，医学界对全科医学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2015年，大方县招了20多名医学本科生，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不久前，我遇到了这些年轻全科医生中的15人，他们的工作已经得到群众的高度肯定，职业荣誉感都很强。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关心这些年轻人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补贴全科医生的费用从哪里来？
陈竺：这项工作没有专项经费，是靠农工党党员自发捐助的。我们建立了同心全科医生特岗人才基金，作为社会服务领域一个特殊项目。我们还聘请了知名医学专家加强对基金的管理。
当然，我们的财力有限。这个项目的意义更主要的是通过社会服务进行突破性政策的先行先试，为建言献策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