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天，21岁的陈绛站在上海大厦18楼的观景平台上，浦江两岸风光尽收眼底。

此后，陈绛在这幢上海标志性大楼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也为日后研究经济史打下了基础。

1950年夏天，21岁的陈绛第一次登上上海大厦。

站在18楼的观景平台，浦江两岸风光尽收眼底：一座美丽的外白渡桥，跨过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处；沿着黄浦江，则是一片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群。“建筑诉说着半个多世纪的骄傲和屈辱，夜晚的通明灯光展示着历史新篇章的辉煌。”凭窗远眺，换了人间，眼前的景象，让这个年轻人心中涌起对新时代的无限自豪和兴奋。

这是他来到上海的第三年，加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的第一天。此后，陈绛在这幢上海标志性大楼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也为日后研究经济史打下了基础。

见证上海解放的百老汇大厦

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Broadway Building)，坐落在上海外白渡桥北堍苏州河畔，占地8亩余，是一座高76.7米的摩天大楼，加上地下室和19层以上的2层设备屋，一般称为22层，是解放前数一数二的高层建筑物，也是上海当时城市地标性建筑之一。

这座建筑为钢架结构。建筑面积2.4万余平方米，加上附属建筑共计3.1万余平方米。当时，号称24层楼的国际饭店是上海第一高楼，但上海大厦的面积比国际饭店大。它于1934年开始建造，1935年落成，最初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新仁记营造厂承建，业主为英商业广地产公司。

大楼原是供来华外国人居住的旅馆兼作公寓。建筑为装饰艺术派式，摒弃了古典装饰，体形采用立方体的组合，平面呈蝶形，有利于利用地盘，也能争取四翼房间的朝向。地下室为锅炉间；底层为一般客房和公共服务部，设有中西餐厅、休息室、理发部等；2层至9层的四翼有大小公寓房间各4套，客房19套；10至14层，各有房间15套；15至16层，有客室16间；17层为小餐厅及厨房；18层为特等房间；19层为机器房及水箱设备等。大厦北面当时还建有大型车库，可停汽车80辆。整幢大厦从第11层起开始逐层收进，形成其特有的体形。外部处理和内部装饰都大加简化，外墙采用咖啡色面砖筑砌。

由于位于苏州河入黄浦江的交界处，因此上海大厦也拥有军事上的重要地位。1949年5月25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向苏州河北国民党军进攻。在争夺桥头时，踞守在苏州河北岸碉堡、上海大厦、邮电大楼内的国民党青年军和交警,以稠密的火力封锁河面，负隅顽抗,解放军攻击部队伤亡甚多。指挥员决定改变战术，一面在苏州河采取佯攻,牵制敌人兵力，一面等天黑后将部分主力从侧面涉河，抄敌后路，拿下了桥头堡，并包围踞守邮电大楼之敌。经过激战，敌人被迫投降。在上海大厦，敌人的一个营继续顽抗,攻击部队发动政治攻势和近迫射击，4小时后,敌人全部缴械投降。

与陈毅一同参加舞会，随周而复吃小笼

士兵们曾经浴血奋战过的上海大厦，在1950年夏天已经是一派和平景象。时为统战部秘书长的周而复，身穿夏季两用衫，从电梯出来，迎接从复旦大学前来报道的年轻人们。

新政权正在用人之际。当时，正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读的福建小伙陈绛提前毕业，和几位同学被分配到统战部。华东局统战部在1949年6月1日成立，兼管上海市的统战工作，由市长陈毅亲兼部长，副市长潘汉年兼副部长，周而复为秘书长，最初只有7个人，后来又陆续来了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等二十来人，许多老同志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党员。1950年3月，上海市委统战部成立，但仍与华东局合署办公。陈绛等几个年轻人加入不久后，又从大夏大学调来三位女毕业生。

统战部在上海大厦11楼办公，宿舍在12楼。因为大家吃住都在上海大厦，彼此很快熟悉起来。陈绛开始在秘书处调研科工作，主要从事文字内勤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宿舍休息。早起还有工友来叠床铺被，打扫房间。

在陈绛的记忆里，那段时间，大家生活愉快，气氛和谐，犹如一个大家庭，所有人都沉浸在共和国新生的欢乐和骄傲之中。除了办公，工作人员还有一个俱乐部，下班后，大家可以去打乒乓球、康乐球，每周还会请人来，教大家唱进步歌曲，举行舞会。

陈毅有时也会在周末来到上海大厦，和大家一起参加舞会。陈绛记得，陈毅个子很高，一点也不拿架子，十分和气地和众人一起参加活动。而秘书长周而复与其说是一位高级干部，不如说更是一位文化人，他晚上会带着年轻人到上海大厦后面的小街吃小笼包子、鸭血线粉汤。一个夏天的晚上，周而复还自己开车带大家到南京路兜风，然后到大世界附近去吃郑福记酸梅汤。

潘汉年夫人促成婚事

陈绛的爱情，也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时期降临。

新加入统战部的三位女生中，有一位是大夏大学教育系毕业的任佩仪。因为志同道合，两个年轻人很快热恋起来。

潘汉年的妻子董慧当时担任统战部秘书科科长。在年轻人的眼里，她一点也没有市长夫人的派头，也从不炫耀过去。相反，她和气近人，还经常自掏腰包买水果点心分给大家吃。老同志们亲切地直呼她“阿董”。董慧看到手下的年轻人恋爱，还热心地推了任佩仪一把说：“小任啊，我看陈绛不错，你就不要犹豫了。快点结婚吧！”

就这样，陈绛和任佩仪在1953年五一劳动节结婚了。遵循当时的新风气，两个人既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举办婚宴，只是分发部内同事一些糖果。同事们则合力购买热水瓶、台灯、笔记本等日用品为贺。周而复送给新人一部四卷本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董慧送给新人的，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

为《上海的早晨》提供素材

1950年，如果夫妻俩都在机关工作，收入水平如何？

婚后，陈绛和妻子搬到瑞华公寓居住，之后又搬过数次家。每月的生活按照供给制，只有两三元钱，仅够购买些毛巾、肥皂等物，但因为住房、吃饭、穿衣都由公家提供，因此也不觉得拮据。等到1955年后，陈绛夫妇的两个儿子诞生，按照规定可以有一笔保姆费。夫妇俩把孩子们送去托儿所后，这笔余钱就可以用作买书了。当时外侨离沪，上海西区许多旧书店都有他们卖出的大量外文旧书。在下班后，寻觅和购买这些旧书，成了陈绛的一大乐事。

此时，统战部的办公场所也已经搬到了江西中路福州路口的建设大厦五楼。1952年，陈绛参加“五反”检查队，被分在棉纺织组。周而复特意叫陈绛到办公室，要他把资本家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下来给他看。当时，荣毅仁、刘靖基等著名资本家都在这个组。后来陈绛才知道，原来周而复当时准备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正在收集素材。后来，陈绛记录整理的一些简报，有一些的确被周而复吸收到《上海的早晨》里。在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周而复还专门送给陈绛一本，以表示谢意。

此后，直到1957年，陈绛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后改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开始从事经济史研究。（记者 沈轶伦）